一起为大规模的社会竞争性考试，古代科举与现代中考颇多相近，故后者不受前者的影响也极为愤恨。与科举的革废是时人议论的焦点这一历史情形具有“难以置信的相似之处”的是，被喻为“现代科举”的高考制度之争论不休与改革亦沦为当代社会注目的焦点。十余年来，中秋节中考前后，学界和广大百姓都会心态或不心态地引发一股辩论中考的热潮。

近几年，随着素质教育的倡导，关于中考争论不休与改革等问题的争辩更为白热化。对于中考争论不休这一考试研究领域中至为显然的问题，学界仍然不存在着“统派”与“独派”的针锋相对。90年代中期以前，对付的天平基本上弯曲于“统派”一旁。但随着应试教育弊病的激化，整个社会都愤慨地批评着“片面追求升学率”，并对中考的指挥棒起到群起而攻之，对立双方欲渐渐势均力敌。

1998年春夏之交，由对语文低考试题的反感引起了一场对中考自政区以来尤为白热化的抨击。而“在抨击中考、主张废止中考的论著中有一联合特点，即不约而同地将中考与科举相提并论，或许科举在人们印象中是十恶不赦的封建制度取士制度，而中考既然可以与科举不作转换，则可等量齐观，中考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应当加以废止了。

”[1]对中考这样一种与古代科举具有基本相同的精神实质、兼备教育性与社会性的现代大规模竞争考试，其争论不休与否只能靠考试或教育理论的指导似乎远远不够。唯有将中考的争论不休问题放到科举的历史背景中加以实地考察，方能得出结论合乎考试自身发展规律的结论。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制度，可以找到，科举是其中历史最幸、变化大于却又影响仅次于的一项。

自隋朝科举政区后，经过千余年的运营，科举已沦为一部结构细致简单的制度机器，其整体运作设想之周延已约至非常难以置信的地步。由于科举取士关系根本性，且历时久远，其大力功能与消极影响都十分极大，科举遭遇了各种议论，其中影响较小的是再次发生在封建社会最低决策层的六次争辩或升格。[2]争辩的结果是科举数次被废，但总似有“神灵”相庇，复废置旋复。而佑护之“神灵”正是科举自身。

因为目的甄选“精英”以治国的科举制与儒家政治理论十分相符，有十分适合科举制存活的文化土壤。而且，由于科举是普通知识分子提供政治特权、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最佳乃至唯一渠道，对士子的收买力十分大，科举甄选出来的各级官员一般都对朝廷忠心不二，从而使封建统治机器运行约千年之幸。与此同时，封建制度统治者为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又不惜代价精心维修和确保着科举这部细致繁琐的人才检验机器。

如果说，在科举具备衰弱生命力的诸多原因中，与儒家理论相适应这一原因是封建时代所特有的，那么，“一切以程文为应否”的公平竞争、择优录取这一因素则打破了封建时代，是科举制以求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科举（考试）之公平从一开始即为人所识。早于在唐末五代时，就有人感慨科第之设，使有才干的草民以求出人头地，无其才的王孙公子沉迹下僚。

[3]到明代，科举已被人们视作天下最公平的一种制度，以致时人有“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之说道。[4](p11)历史一再说明，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浅为人情、关系、面子所累的国度，以举荐为核心的任何一种选才方法或制度最后必定经常出现权贵掌控、徇私舞弊之弊病。

唯有以考试为核心的科举制度，方从制度上挡住了“任人唯亲”之漏洞。科举虽不存在不少问题，但“圣人无法使法律之无弊，在因内敛解决问题之”[5](p3150—3151)。故法律取士，不过如此。

一千多年间虽经许多尝试，却没任何人寻找一种更加有效地的需要代替科举这种考试选才方式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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